春秋战国时期，贵族社会渐趋松动解体，部分贵族逐渐被消灭或取代，使得许多大夫、士从原有垂直统治的系统中分离出来，为谋食、谋事而辗转奔走于诸国，因而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集团——“侠”。司马迁对此阐释道“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史记·游侠列传》）。墨家学派是社会小生产者的代表，显然无法“以武犯禁”、“废敬上畏法之民，养游侠私剑之属”（《韩非子·五蠹》），然自墨子始，墨家子弟亲自生产劳作，上说下教，牺牲自我，兼爱天下，其社会行为颇得社会底层的拥戴，亦呈现出更多济困救难、侠肝义胆的色彩。
一、教育与生产劳作相结合培养“兼士”
墨翟，世称墨子，出身卑贱，常自称“鄙人”、“贱人”。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1]110，后与儒家分道扬镳，创立墨家学派，积极传授生产、科学知识，力图实现“兼相爱，交相利”。在认识论上墨家重实践和经验，与儒家动辄“治国、平天下”不同，墨家更强调与生产、科学以及与社会物质生活紧密联系的农业、手工业、军械制造使用、自然科学（数学、力学、光学）等。教学方法上，也不同于“侍坐”式单纯的思辨、论道，而是直接的生产劳作。墨家坐“无暖席”，师徒们穿草鞋，着布衣，满手是茧，学习就是劳作，劳作就是学习，学习和劳作的目的则是“爱人”、“利人”。
1.通过教育培养兴利除害的“兼士”
墨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措施就是推行教育，通过“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2]94，从而建立一个民众平等、互助的“兼爱”社会。墨子举例说，好比天下人都不懂得耕种，种田能手就应该教会天下人如何耕种，而不应仅仅是“独耕”。同理，教育通过使天下人明白道理而实现社会的完善。换言之，理想的社会应是人人受到良好教育的社会，教育是“爱人”“利人”的重要内容和表现。
关于教育对个体的作用，墨翟批评孟子既承认天命论，又强调个人主观努力的矛盾观点，说这就好比既让人裹头又让人脱帽一样荒唐可笑。由此他提出了“染丝说”，来论述环境和教育对人品行形成之影响。“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人性不是先天所成，有什么样的环境和教育就能造就什么样的人。墨子的论述显然有“环境决定论”的偏颇，但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和塑造往往至关重要，又往往被人们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所掩盖和忽略。不同的社会环境造提供不同的个体成长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发展的方向与高度。
“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决定了墨家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兼士”或“贤人”，然后通过他们去实现仁政德治，批判、整治腐败政治和社会不合理现象。什么样的人算是“兼士”？标准有三：其一，道德上要求“厚乎德行”。其二，思维论辩上要求“辩乎言谈”。其三，知识技能要求“博乎道术”。通俗地讲，就是要培养一批勇于实践，具有兴利除害的实际本领，擅长演说雄辩宣扬自己的主张，更重要的是以解救天下苍生为己任、全心全意为民众服务的人。而且必要的时候，他应毫不犹豫地损己利人。因此，这样的“兼士”可以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侠客”。当然这样的精神境界和人格追求在战国严酷的社会环境中，能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然此追求理想中的平等、博爱精神的确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财富值得凡事讲究妥协、“双赢”的现代人学习和深思。中国后世出现的豪侠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墨家“兼士”的影响。
2.“兼士”承担除“三患”、兴“三务”的社会责任
墨翟认为当时社会的最大问题是因为认识的分歧导致人们“自爱”、“自利”欲望的泛滥，有力气的人不肯以劳助人，有资产的人不肯以财分人，有道义的人不肯以教益人，结果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此为“三患”。而王公大人们又在寻求着“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此为“三务”。解决“三患”，实现“三务”成为墨家的应然之理想。具体措施就是：通过“兼爱”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和睦；通过“非攻”去除非正义的战争；通过“尚贤”破除世袭特权；通过“尚同”统一人们的视听言行[3]82-85；通过“简礼节葬”制止劳民伤财；通过“非命”鼓励民众自强不息；通过“天志”、“明鬼”体现惩恶扬善的意志力量，约束当政者谨慎行事。概言之，通过多方面的教育来锤炼兼士高尚的道德品性和坚定的政治信念，以教义传道为己任，自觉地献身于正义事业，最终达到理想社会之大同。
二、以科学知识和工程技术拯救黎民
墨子精于工技，后人称之为“机械圣人”。为使兼士掌握“各从事其所能”的实际本领，墨子及其弟子确定了一套包括生产、军事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等知识在内的极具特色的教育内容。
1. 重自然科学知识
蔡元培认为“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历史学家杨向奎说“中国古代墨子的科技成就等于甚至大于整个古代希腊。”比如数学，墨家以朴素的数学名词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来表达丰富的数学概念以及深邃的数理思想，其内容涉及到无穷与有穷的概念、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论述了圆与方、虚与实、相交、相比、相次、极限等问题，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对几何学中圆的定义为“圆，一中同长也”这与现代几何学关于圆的定义几乎一致。墨家对力学和机械学的探索已相当深入。对力的定义是：“力，形之所以奋也” （《墨子·经说上》），意思是使物体改变其原来状态的东西叫做力，与现代物理学的定义差别不大。再如光学，墨家最早发现了光直线行进的基本原理，并做了类似“小孔成像”的实验。天文学方面提出了“宇”和“宙”的概念，生物学方面提出了模糊的“物质变迁”的观点。以上诸多成就要比西方早几千年。
2. 重视实践与应用
墨子及其弟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擅于将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技术应用于实践，制作有用的器械，造福社会。据说墨子本人能在顷刻之间削三寸之木，做成能承载600斤的车轴，制作出桔槔方便人们井中取水。他创制的木鸢能在天上高飞三天而不坠落，在战争中起到侦察敌情、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类似于现代无人机。墨子最出色的成就应算战争攻防器械的发明创造。云梯、钩拒等攻城器械据说是鲁班发明的，但从两人在楚国的模拟较量来看，墨子也应该能制作，而且技高一筹，懂得如何破解。在《墨子》“守城”的篇章中，详细地记载了诸多攻防器械：“冲”（人推的车辆，装上铁头巨木，用来冲破城门）；“钩梯”（前端带钩的攀援软梯）；“輼车”（车上立木架，蒙上牛皮，下面可容10人）；“轴弩”（能转动，能向各个方向发射）；“塞门刀车”（两轮，车体与城门同宽，车前有木架数层，各固定尖刀若干，用以塞住城门防止敌人进入）等等。此外还详细论述了怎样防火攻、水攻，水道、地道的精密构造等。“墨守成规”最初就是人们对墨子高超的守城策略的由衷称赞，可谓攻伐凌厉，守成精妙。
墨家在科学技术和工程制造方面的成就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将知识和技术应用于实践，转化为生产力的做法值得后人学习。而墨家子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主持公道与正义，仗剑天下快意恩仇的表现，正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侠客精神的集中体现。
三、教学与宗教融为一体
侠客大多具有坚定的信仰，遵从严格的行为规范。墨家与此非常类似，他们的教学团体保留了某些手工行业的行规，组织严密，要求严格，训练严酷，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墨家团体的首领称为“钜子”（尖锐而锋利的钩子），墨翟为首任，其后代代相传。“钜子”具有绝对的权威，门徒必须绝对忠诚、无条件服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表现出一种共同的信仰和执着的追求。成员如违反了墨家的主义，必须依照墨家之法严厉处罚。严格的自我要求和自我磨练使得墨家弟子不仅勇于自我牺牲，而且具有极高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得侠义与豪情更为突出。
1.勇于牺牲，信守承诺
墨家弟子组织纪律性非常强，传说墨子有弟子“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汤蹈刃，死不旋踵”。他们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能胜；他们同进同退，雷厉风行，表现出有信仰、有领导、有组织、有纪律的精神面貌。当听说楚国将要攻打宋国，墨子立即动员300名弟子星夜兼程，从鲁国奔赴保卫宋国的前线，而自己亲赴楚国劝阻楚王和武器研发专家鲁班。当时的交锋激烈而精彩，鲁班“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拒之”。鲁班黔驴技穷，露出杀机；墨子守城之法绰绰有余且毫无惧色，以强大的人格力量和气场压倒了对方，制止了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墨家钜子孟胜与阳城君掰玉为誓：玉合交城。后因阳城君出逃，楚国决心武力收复阳城。孟胜不得已交城，自责失信于人而自杀，随之而死的墨家子弟达180人之众。
2.不扣必鸣，上说下教
墨家反对儒家“扣则鸣，不扣则不鸣”的教育方法，认为这种被动的“拱手以待”会导致听任无知、无视错误、纵容犯罪。墨家认为，即使人们不来请教，也应主动地上门去教。作为兼士，就要“强说人”，要积极主动地“上说下教”，向人们宣传、推行自己的主张。当今鲁西南济宁、枣庄等地，民风硬朗、爽快，说话做事棱角分明，大概是因了墨子的影响。枣庄话里将“可以、能、行、好”等意思统统用一个字表示“管！”，当然相反的意思则是“不管！”，言简意赅，仿佛墨氏语言遗风。《铁道游击队》的事迹就发生在墨子的故乡——枣庄滕州，英雄健儿们“爬飞车、搞机枪，撞火车，炸桥梁”，打得鬼子闻风胆丧，俨如墨家弟子的侠客风骨。
四、论辩与践行相统一
侠客须武艺高强，此外还须能言善辩地驳斥对手，义正辞严地宣判罪状，方能“替天行道”惩恶扬善，使自己的行为更具正义的辉光。墨家强调论辩和实践相统一，做得到的才说，说到就一定做到，纵有千辛万苦也绝不放弃，即便千难万险也绝不退缩。
1.以雄辩说服他人
墨家强调通过培养思维能力，善于与别人论辩，以雄辩的逻辑力量说服他人，彰显自己。墨家为此提出了衡量标准——“三表法”：第一，立论要有理论依据，基于历史的经验和知识。第二，立论要结合实际，“下察百姓耳目之实”，以广见闻。第三，必须有用，必须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尽管“三表法”带有经验主义的特征，但它所体现出的尊重实践、尊重民众意愿的进步性即便在两千年后的当今社会，仍具现实意义。
在辩论过程中，墨家强调必须掌握思维和论辩的法则，即形式逻辑。墨子在中国古代逻辑学史上首次提出了“类”、“故”的概念，提出“察类明故”（《墨子·非攻下》）的命题，要求运用类推和求故的方法进行辩论。反对片言立论，要求通观事务全貌。辩论的基本原则是以“类”为基础，同类是是推理的前提，不同类则计量单位不同、性质不一，故不能比较。木头和黑夜不能比长短，智力和粮食不能比多少，陶埙和琴瑟不能比声音。辩论的过程，由概念、判断、推理组成。“辩”的具体方式有七种：不尽、假设、为法、譬说、齐等、援引、求取。在逻辑方法上，重类比推理，以揭露论敌内在矛盾，限对方于可笑的境地。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与鲁班辩论，问曰：无故杀一人，义还是不义？答：不义。又问：你做不做不义之事？答：不为不义。墨子说，好，你今为楚国制造云梯攻宋，势必杀不止一人，这就是大大地不义，而你却以为义，可谓太不“知类”！
2.以“自苦”奉献社会
“行”是中国古代教育方法论中的重要范畴。墨家倡导的“行”高调宣扬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极其珍惜单位时间的利用率，主张“以时生财”。墨家终身操劳还嫌不够，主张“二目之视、二耳之听、二手之劳”，以加倍的努力、双重的行动充分发挥生命的能量，去从事利国利民的大事[4]21。他们“嘿则思，言则诲，动则事”，无一刻止歇。因此人称墨家是“以自苦为极”，颇有一番“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情怀。墨翟的大弟子禽滑厘跟随墨翟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墨家这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实践力行的求实精神、“自苦”、“自虐”的高尚人格已然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侠客之境界。
五、墨家“侠义”精神的借鉴意义
1.坚持正义，“非攻止战”
墨子多奔走辗转于鲁、宋、楚、卫等国，晓以利害、制止战争，如前已有所述。对于北方齐国的恃强凌弱，墨子也曾数次游齐止战。墨子的足迹应该是沿着泰沂山脉的北沿向东直至齐都，或者穿穆棱关，涉淄水至临淄。无论哪条途径对于徒步行走的墨子来讲都是道远途艰，况且一路上不断有人泼冷水。据《墨子》记载：“子墨子北之齐，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曰：‘……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围心而虚天下也。’”[5]410-411日者以五方五色等阴阳学说阻拦，墨子则以“围心而虚天下也”反驳，认为为天下兴义而奔走，则于理为合，为制止侵略战争而“死不旋踵”。另据《墨子·贵义》记载：“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为义，子不若已。’”[6]402-403面对故人善意的劝告和制止，墨子的回答是“今天下为义”之人太少，自己“不可以不益急”，同样表达了为了正义和公利不具私心、甘于现身的精神。墨家这种公而忘私、正义至上的理念和行动即便是21世纪的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理应受到后人的尊重与景仰。
2.既要有止占之心，更要有止战之能
游说止战过程中，墨子一般先用形式逻辑驳倒对方，继而以利害相较使人犹豫不决，最后以“攻必不胜”的预测让敌方彻底放弃战争。如游说鲁阳文君停止攻郑，便是巧设语言陷阱，使鲁君自嘲是自己有“偷窃病”。面对摇摆不定的鲁君，墨子接着以“童子骑竹马”阐明“大国之攻小国”的得不偿失、无利而有害。当然仅仅靠语言上的凌厉断难制止战争，墨子最后的撒手锏便是“守圉之器”——“公输般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7]310，以此示敌：你若敢犯，必定无功而返乃至有来无回！墨家给予后人的启示显而易见：敢战才不惧战，能胜方能言和。制止战争、诉求和平不但要晓之以大义，陈之以利害，更要有克敌制胜的法宝，方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时下，国家面对复杂多变的周边环境和局部冲突，墨家尚和反战，以战止战的思想和做法颇具启发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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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孙治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郑杰文.齐文化与当代社会收郑杰文“墨子游齐止战的认识价值和借鉴意义”.[M].济南：齐鲁书社2008.
作者：王书敬，淄博职业学院专职副院长，副教授。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2015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点研究项目《齐文化的普及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原文发表于《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