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出现，开启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民本思想的首倡者是管仲，集中保存在《管子》一书中。
《管子》认为，人的生命是高天厚土赐予的，理应受到尊重，这是民本思想的哲学基础。
《管子》认为，民是国家的基石，是争霸天下的根本。国家的治与乱、兴与亡都取决于民心向背，取决于统治者和国家的政策是否得到民的拥护和支持，取决于民是否得到应有的地位和权利。民安则国安，民治则国治；民乱则国乱，民危则国危。这是民本思想的政治学基础。
《管子》认为:“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并进一步认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管仲以一树所获为喻,说明了人的地位的重要。
据《管子?小匡》记载，齐桓公即位初年，要使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坚辞，并推荐管仲任之说：“臣之不如管夷吾者五，宽惠爱民，臣不如也……。”管鲍是至交，鲍叔深知管仲之为人，可见管仲有一颗浓厚的爱民之心。管仲之所以能够“宽惠爱民”，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人民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管仲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又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⑿复说：“士、农、工、商，国之石民。” 在春秋中前期，管仲能够提出“人本”、“民本”主张，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正是在“人本”“民本”思想的支配下，管仲在政治实践中提出了利民、富民、惠民和政顺民心的一系列主张和措施。
关于利民，管仲说：“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⒁又说：“得民之道，莫如利之。”
关于富民，管仲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关于惠民，管仲主张对老、幼、病、残等“行九惠之教”。更难能可贵的是，管仲提出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至理名言。并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提出了从民“四欲”，去民“四恶”的主张。他说：“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来；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因而要求执政者尽可能满足人民谋求生存的愿望和要求，多给人民以实惠。只有做到爱民、利民、富民、惠民，政顺民心，令合民意，才能达到政通人和、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
在管仲提出的“人本”“民本”论的基础上，齐国的另一位贤相晏婴又奏响了一曲爱民爱国的高歌。晏婴说：“德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德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民也。”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爱民、乐民而不刻民、害民呢？晏婴认为对民要省刑罚、薄赋敛、减徭役和恤不幸。晏婴所生活的齐国，刑法严苛，用刑惨烈，而且君主随心所欲，滥用刑罚。人民即使小心翼翼，也难免动辄获“罪”下狱。在这种情况下，晏婴提出了“弛刑罚，若死者刑，若罚者免”的政治主张。由于齐景公治宫室，好狗马；由于齐国贵族尚奢侈，轻民力，使得齐国人民苦不堪言。对此，晏婴一针见血地指出：“使民若不胜，藉敛若不得，厚取于民，而薄其施……菽粟藏深，而怨积于百姓，……恐国之危失。”为了防止“国之危失”，晏婴提出了薄赋敛，节财货的主张。他说：“俭于藉敛，节于货财。……百姓节适，关市省征。山林陂泽不专其利，领民治民勿使烦乱，知其贫富，勿使冻馁，则民亲矣。”对于减徭役和恤不幸，晏婴主张“作工不历时，使民不尽力。”“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
管仲晏婴把民本思想应用到国家管理中去，这就使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发生了一次深刻的革命。因为，以民为本的国家管理思想的基础是重视人的价值、尊严、需要和情感。
作者 ：宣兆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