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讲堂

齐文化的务实精神

务实精神是齐文化的又一个鲜明特征。所谓务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比如:齐国建国初期所处的地理环境,框定齐国不是向农业型经济,而是向工商型经济发展的 方向。因此,姜太公从特定的国情出发,正确地制定了优先发展工商经济的战略,从而为后来齐国成为东方工商业大国奠定了基础。

作为政治家的管仲,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他认为欲使齐国处乱世而自立,须称霸诸侯;欲称霸诸侯,须富国强兵;欲富国强兵,须革故鼎新;欲革故鼎新,须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因为动乱只能造成破坏,安定才能带来建设。因而,管仲施政先从安定社会做起。

管仲初涉政坛之时,齐国生灵涂炭,社稷摇摇欲坠。为尽快把动荡的社会安定下来,他把德高望重的老人们召集起来,开会议事,分析民情,排比好坏。把有道德的人们树立为榜样,把刁顽之民绳之以法。为了褒善抑恶,保证法律的实施,又配套以赏罚制度。用赏赐劝勉好人,用刑罚纠正坏人。同时,管仲还准备了有格式的表券,让人们原原本本地填写,登记造册,从而建立了我国古代最早的户籍制度和档案制度。不仅如此,为了使社会更加稳定,管仲还采取了“四民分业定居”的措施。所谓“四民”,指的是士、农、工、商。所谓“分业定居”,指的是按照四民从事的不同职业分区居住,从而分别管理。这些制度和措施为稳定社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在社会稳定以后,管仲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改革。

政治方面,管仲主张加强君权,国君要掌控生、杀、富、贵、贫、贱六大权力,叫做君操六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第二方面是,管仲认为必须加强宰相的权力,并且使之规范化和制度化。因为相权既是君权的必要补充,又对君权进行有效的制约。一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住往膨胀到使之崩溃的程度。为此,管仲创设了宰相制度,他自己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相。为了推行政令,对人民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管仲创建了一套由中央和地方组成的完整的官僚政治体制,分官设职,井然有序。管仲还创建了“三选”之法,把齐国的贤能之士选拔出来,任为官吏,从而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官吏队伍。同时,管仲还充分认识到民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坚持“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决策原则。这样,齐国便由原来的宗法贵族政体过渡到了有限开明君主官僚政体,从而为创立霸业提供了政治保障。

经济方面,管仲把国家控制的因战争和内乱而荒芜了的大片土地,接照井田的形式规划起来,均分给农民。然后又推行了根据士地好坏分等级收取地租的政策。土地和赋税制度的改革,使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与对国家的负担、自身的利益挂起钩来了,从而激发起农民的劳动热情,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自然也保证了国家的税收。管仲在进行农业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工、商业,尤其鼓励外贸业。他采取了低关税、免税和提供优良服务等措施,吸引外国的商人到齐国来做买卖,以通有无,刺激消费,扩大生产。同时,管仲又提倡“养桑麻,育六畜”,积极发展林、牧、副、渔业。这样,齐国很快地富裕起来,从而为创立霸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军事方面,管仲创立了“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军政合一、兵民结合制度,采取了以军器赎罪的措施,从而使齐国的兵源和军事设备得到了保障。每年的春、秋两季,管仲进行军事训练,叫做春搜秋弥,从而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最后,管仲组建了三支劲旅,号称三军。齐国藉此,南征北战,所向披靡。

外交方面,管仲从实际出发,制订了亲邻国、征乱邦的外交政策。他派出了大批使臣,设立驻外国的使馆。曹孙宿驻楚国,商容驻宋国,季友驻鲁国,开方驻卫国,匽尚驻燕国,审友驻晋国。又派出游士80人,供给他们车马衣裘,多带物质粮食,货币也很充足,叫他们周游四方,卖给各国诸侯,以了解他们的嗜好,选择混乱的诸侯国先事征伐。

经过几年的改革与发展,齐国富强起来了,邻国的关系也处理得很好了,于是走上了尊王室、攘夷狄、霸诸侯的征程。

由上述可知:齐国的开明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无不体现了齐文化的务实精神。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充溢着务实精神的同时,齐文化也显现了积极的浪漫情调。齐人的行动是实在的,牢牢地踏在深厚的大地上,他们的思想却是异常自由的,尽情地翱翔在高远的海空中。邹衍的大小九州地理学说,飘渺的海上仙话等等,无不给世人构筑了一个美妙无比的虚幻世界,从而使齐文化显得踏实而不板,灵动而不空。

    作者:宣兆琦,山东理工大学教授,28365365.com打不开特聘院长、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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